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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写了什么真实的溥仪是什么样的

发布时间:2021-01-06 12:30:58 阅读: 来源:结构钢厂家

溥仪的《我的前半生》写了什么?真实的溥仪是什么样的?

溥仪的《我的前半生》写了什么?真实的溥仪是什么样的?小编给大家提供详细的相关内容。

1950年,作为战犯的爱新觉罗·溥仪从苏联被押送回国,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中。关押期间,溥仪不止一次地撰写自传,揭露自己和检举日寇及伪满政权的种种罪行。

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领导受到日本战犯撰写忏悔录的启发,认为日本战犯自觉地揭露侵华的残暴罪行,是改过自新的一个好办法。因此,就让伪满战犯都来效仿写忏悔录,题目都统一叫做“我的前半生”。

图 | 爱新觉罗·溥仪

就这样,溥仪在管理所方的反复教育下,于1957年下半年起,开始撰写《我的前半生》,历时一年半左右完成。在这个过程中,管理所的领导们亲自审阅书稿,帮助溥仪推敲和修改。

由于溥仪写作能力较差,管理所领导不仅指派溥杰帮助他写,还让许多伪满大臣、将官为他提供伪满时期的材料;后来因为缺少参考资料,又从辽宁图书馆借来一些图书,包括许多演义小说,如《清宫十三朝演义》等稗官野史,供其参考。

溥仪的《我的前半生》,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稿,记录了溥仪从皇帝到战犯,再到接受新中国“改造”等过程,是一部回忆录,更是一本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自省书。

图 | 溥仪的回忆录:《我的前半生》

大部分人对溥仪的了解,是从《我的前半生》这本回忆录中来的。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,溥仪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被操控、受压迫的傀儡形象。然而,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,任何形式的自传或回忆录都会受作者写作时的主观意识左右,因此,它并不能真实客观的反映历史。

溥仪初写此书时的身份,还是个被关押改造的战犯。因此,他的回忆录更多的是出于检讨的目的,而不是客观的陈述实事。他所陈述的内容,到底是为了取悦于监狱管理人员,还是真的是自己的真实思想,我们也很难分辨。也难怪毛泽东看完此书后说:“溥仪把自己说的太坏,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。”

真实的历史中,溥仪真的就是一个被操纵的傀儡、待宰的羔羊吗?

日本人的眼中的溥仪可不是这样。

《绝密会见录》,战后的被发现的日本绝密情报文件

日本NHK电视台的一个叫中田整一的制片人,在整理一个二战题材的纪录片的资料时,发现了叫《绝密会见录》的文件。作者名字叫林初贤次郎,是溥仪在伪满洲国时期的日本翻译官。

1931年,九·一八事变后,日本侵占了整个东北。次年,伪满洲国成立,首都设置在今天的吉林长春。伪满洲国虽然是在日本的扶持下成立的,但其内部的日本势力却分成了两大阵营:日本政府和关东军。

图 | 九·一八事变纪念碑

为何日本有两股势力呢?因为,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战略态度有严重的分歧。

当时的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盛行,日本军部一直谋求扩大自己的权力,并试图摆脱政府的控制。军队权力的急速膨胀,导致政府不仅无法控制军队,反而出台的政策会被军队干涉。比如,日本跟伪满洲国签署的《日满协议书》就规定:日本政府要把伪满洲国的政务指导权,全权委任给关东军司令官。

而日本政府这边,对军人干政还有关东军的肆意妄为很不满意,甚至出现政府官员与关东军长官水火不容的情况。

比如,在伪满日本大使馆的官僚,拒绝陪同关东军司令官作为驻满洲特命全权大使上任。日本政府有个外务省机构,相当于外交部,他们对军部强行发动九·一八事变非常不满。日本军队一直在强行扩大侵华的范围,但是外务省拿军部没什么办法。当时日本国内都在讽刺外务省,说他们已经成了军部的对外办事处。

图 | 日本关东军军官集体照

在这种背景下,外务省想获得靠得住的情报来源,就必须找机会越过关东军,所以他们就想到在溥仪身边安插一个人负责情报工作,利用自己的身份,瞒着关东军和日本军部,秘密收集伪满洲国的情报,然后将这些绝密情报送往外务省。于是,翻译官林出贤次郎就担起了这个重任。

林出贤次郎每月给外务部传两次情报,使馆用“半公信”方式发送回国。所谓半公信,就是内容一半是公事,一半是私事的,这样就能规避关东军司令的监视。外务省在收到情报后,负责人会把它们编号并打上绝密标记,这些绝密的情报只有外务省最核心的几个官员可以阅读。这些情报,最后就汇集成了《绝密会见录》。所以说,《绝密会见录》是日本政府和军部之间矛盾的产物。

由于这种特殊的身份,林出贤次郎有机会亲身经历溥仪和日本人所有的会见,见证了那段时间的历史。

溥仪成为伪满洲国皇帝,并不是受日本人胁迫,而是自愿合作

民国时期,天津是各种失意政客的聚集地,溥仪在被迫退位后,从1925年开始也住在天津租界。溥仪终日为自己末代皇帝的身份苦恼,以为自己将一直郁郁寡欢地了却此生。

直到1931年10月底,一个日本人的出现,让溥仪重新对生活有了渴望。这个日本人就是关东军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,土肥原贤二。

图 | 甲级战犯——日本特务土肥原

九·一八事变爆发后,为了长久地立足于东北,关东军确立了在满蒙独立建国的计划,这个政权要用所谓的“以宣统帝位首领的支那政权”为名义建立,就是要利用溥仪大清宣统皇帝的名分。

所以,土肥原贤二亲自到天津找到了失意的末代皇帝溥仪。溥仪看到了重续皇帝梦的希望,反复追问土肥原,伪满洲国是不是会实行帝制。狡猾的土肥原打了个哈哈,现在正是溥仪恢复大业之时,如果前往满洲,就可以立刻当元首。

“满洲国”这个词,在我们今天的语境里,没有其他意思,它就是代表中国东北。但是在那个时代,它还有民族主义的色彩。中华民国打出的旗号是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,五族共和,满族代表一个单独的民族。日本一直强调“伪满洲国”独立,是要利用当时在国际流行的威尔逊主义中的“民族自决”。这虽然是个歪理,但是放在日本的战略中,那是可以延伸放大的一套理论。往长远一想,就知道日本的意图了,先让伪满洲国脱离中国,然后再慢慢吞并。

溥仪是满清的末代皇帝,首先他自己是个满人,又被革命党轰下了台。所以,“中华民族”的民族大义在他眼里远没有复兴大清重要。

因此,溥仪被土肥原说动了,出于自己被赶下皇位的不满,以及还想重续满清皇帝的残梦。溥仪先将帝制问题放在一边,他判断复辟的时机已到,便随日本人欣然前往关外组建伪满洲国。

为了满清复辟,溥仪与日本人进行了长期的政治博弈

溥仪答应日本人的目的是借日本的帮助作为跳板,然后复辟整个大清帝国。然而,关东军只是兑现了元首的身份,并没有立刻让伪满洲国成为帝制国家,溥仪的身份是“伪满洲国执政”。

溥仪对此非常不满,于是,在伪满洲国成立初期,双方就伪满洲国的政权问题进行了反复谈判。

当时的关东军司令是武藤信义,兼关东军司令长官、关东厅长官和驻满特命全权大使数职,成为凌驾于伪满洲国元首之上的头号实权人物。

溥仪当了三个月伪满洲国执政以后,派伪总理郑孝胥去和关东军司令长官武藤信义进行会面。《绝密会见录》中记录,他们会面的气氛是比较融洽的,武藤信义同意了将伪满洲国转为帝制国家。

郑孝胥趁机向日本人提出,希望溥仪能在北京而不是长春登基,这其实是代表溥仪委婉地提出复辟清朝的愿望。他说,如果让溥仪在长春登上帝位,会让他像南宋政权一样,偏安在东北,还会被国人指责忘了复兴满清的大业,所以,他希望日方设法帮助溥仪在北京即位。

图 | 溥仪

在日本人的战略中,你溥仪最好当一个听话的棋子,复兴大清根本不符合日本的利益。所以,武藤信义以时机未到为由委婉拒绝了郑孝胥,要求溥仪在满洲登基。

见日本人不同意,郑孝胥只好打住,恐怕将日本人惹急了,溥仪连满洲国皇帝都别当了。

不久之后,溥仪和武藤信义直接见面,就领导权的问题进行了第二轮谈判。溥仪想让自己的老师陈宝琛出任执政府最高行政长官,但关东军和伪总理郑孝胥都不喜欢这个人,因为陈宝琛曾经反对溥仪做伪满洲国元首,反对他被日本人利用。由于武藤的反对,任命陈宝琛的事情被以暂且搁置的名义否定了。

这个时期,武藤信义对溥仪还算客气,这或许和他个人的性格有关,但是更主要的原因还是,当时溥仪还有一些政治筹码,让关东军不得不做一些让步。但是,这个武藤一年后突然得病去世了,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对皇帝溥仪可就没有那么礼貌了。

复辟梦想彻底破灭,“海拉尔事件”后,没有政治筹码的溥仪正式沦为傀儡

武藤死后,眼看着关东军在东北的势力越来越稳固,自己的政治筹码也越来越少,溥仪心里着急啊。

1934年,溥仪在漫天风沙中举行了登基仪式,人生中第二次当上了皇帝。在《绝密会见录》中有提到,仪式之前,溥仪一方和关东军曾经因为仪式的程序发生过争议。关东军不允许溥仪穿清朝皇帝的龙袍,理由是溥仪是满洲国皇帝而不是大清皇帝。在溥仪的坚持下,郑孝胥和关东军协调了半天,最终才让关东军同意溥仪先穿龙袍举行祭天仪式,然后在即位仪式时穿海陆空元帅的礼服。

图 | 溥仪在长春登基

溥仪对于礼仪规程的争执,其实是对主导权和地位的博弈。由于自己没有实权,所以溥仪只能通过仪式礼制这些问题,无力地向日本人宣告自己的权力。

正是因为这样,溥仪还供奉日本天皇家族的祖神,甚至违心地说:日本驻满特使代表着日本天皇,而我是以日本天皇之心为我心。

1935年4月6日,溥仪开始了二十五天的访日之旅。昭和天皇的弟弟秩父宫亲王和翻译官林出贤次郎陪同他,会见了昭和天皇和皇后,还拜会了贞明皇太后。结束访日后,溥仪回到伪满洲国就发布了“回銮训民诏书”,希望树立自身权威。溥仪回来后变得更注重威仪形式,原来官员可以到溥仪卧室和他谈话,访日之后就不行了。

图| 溥仪出访日本

然而,没有实权的溥仪,在日本关东军眼里不过是颗棋子。溥仪的种种行为举动让关东军对他产生了戒心,双方矛盾激化,造成了1936年4月的“海拉尔事件”。

海拉尔事件,就是日本人杀了当时担任兴安北分省省长的凌升。这个人是溥仪的妹夫,也是溥仪的亲信,他特别反对日本控制满蒙。在海拉尔事件发生后,福龄、春德、华林泰等3个溥仪的亲信也纷纷被关东军处决。这可以说是日本关东军对溥仪的警告,不久之后,溥仪的伪总理郑孝胥也死了,但是这个时候,溥仪在内阁人选上已经没有一点发言权,最后只能完全听命于关东军,彻底成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。

结语

我们看了溥仪的回忆录就觉得那是真实的历史,但是,历史的真相从来不在纸面上,而是在其背后的逻辑中。想把握历史真相或者历史的客观性,就不能撇开历史中的人,不能够撇开他们的动机、观念,尤其是他们的精神状况和思维方式,更不能仅仅从他们造成的客观效果来理解历史过程。

关于末代皇帝溥仪,我们总是不自觉地脑补出一副,在时代的变革中身不由己,一生被动地与命运对抗的悲剧印象。从日本人的《绝密会见录》中的内容,我们可以看出,溥仪不是被日本人绑去做傀儡皇帝的,他在伪满洲国的境况也并不能简单用“被日本控制”来形容。

那么,伪满洲国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?溥仪的弟弟溥杰在接受中田整一的采访时的一段话可以概括:“我们为了复辟清朝而利用关东军,关东军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我们,伪满洲国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这样一种组织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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